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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盈pk10返点原标题:四川两消防员处置泥石流抢险时失联,一人确认牺牲一人在抢救

  8月20日清晨,红星新闻从四川省公安厅获悉,受持续暴雨影响,成都前往汶川、理县、茂县、小金的道路因暴雨导致泥石流实行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

  记者从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确认,有两名参与抢险救援的专职消防员在处置中失联,目前两人已经找到,其中一人(水磨镇专职消防员更斯穷)已确认牺牲,另一名正在都江堰进行抢救。

  来源:杜玉全/红星新闻

  

原标题:境外媒体:中方敦促美立即取消售台战机

  参考消息网8月20日报道 境外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日证实,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总价80亿美元的F-16V战机,还称这将带来“很多钱和很多工作机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月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拟售台F-16V战机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取消该项军售计划,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

  正告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9日报道,耿爽回应称:“中方近来多次就美拟售台F-16V战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要再次强调,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耿爽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取消该项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

  发言人指出,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另据台湾联合新闻网8月19日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售台F-16V战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19日晚间回应表示,美方应立即取消有关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马晓光说,美方此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

  他称:“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马晓光还说,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不惜充当美“马前卒”,向美缴纳高额“保护费”,最终只能成为“弃子”,被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此外据德新社8月18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日证实他已批准向台湾出售F-16V战机,称此举尚需国会批准。

  他说:“他们会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使用它。”他强调,这笔交易价值80亿美元,有助于美国的就业,“这是一大笔钱,是一大批就业机会”。

  报道称,美国将向台湾出售66架战机。这笔军售可能会激怒中国,加剧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图谋遏华破坏地区稳定

  据香港亚洲时报在线8月19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已通知美国国会,打算向台湾提供66架F-16V战机。

  这些飞机是自1992年老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F-16A/B战机以来,美方售台的首批新战机。这标志着美国在该地区某种意义重大的战略调整。

  这一转变始于早些时候作出的、将台湾144架较老旧的F-16战机升级至F-16V的决定,这一项目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于2023年完成。虽然较老的F-16没有F-16V的强力引擎和其他空气动力方面的改进,但两者将共享相同的电子设备,尤其是与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F-35兼容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另据台湾《自由时报》8月19日报道,台军向美方采购66架F-16V战机,虽未透露新机计划部署地点,但有军事专家认为,空军在台湾西岸的基地已趋于饱和,考量隐蔽性与战略位置,台湾东岸基地将是理想地点。

  专家表示,考量台湾西岸基地容纳量已趋于饱和,新购的F-16V战机部署在东岸为佳。报道扬言,台湾东岸基地有石子山掩蔽,对于大陆的远海长训,甚至在台湾东部外海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作战演训,都能“有效因应”。

  台当局为私利毁民众福祉

  据《澳门日报》8月19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将推进向台湾出售总值80亿美元的66架F-16V战机军售案。该宗军售案若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并落实,将是近年美对台最大宗军售案,亦是两个月来第二宗美对台军售案,无疑将为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冲击。

  就在上月8日,美国防务安全合作局才宣布批准总值约22亿美元的两项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向台湾出售108辆M1A2坦克与相关设备,以及250枚“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与相关设备。蔡英文当局短期内接二连三向美大举军购,公费助选显而易见。

  报道称,去年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败,施政失败,蔡英文民望探底。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即,面对强敌环伺,争取连任的蔡英文花巨资向美军购,其向美国交“保护费”换取美国升级其“过境”待遇以营造“外交”成果,以及支持其争取连任的丑恶用心,不言而喻。

  更甚者,蔡英文当局不惜牺牲2300万台湾同胞的利益,绑架台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购武总值不断加码,进攻性不断升级,推动区内军备竞赛,从中取利。

  连同这次80亿美元战机军购案,蔡英文当局上台三年多以来,已先后五次公开向美国采购军备,总值达到124.7亿美元。在台湾民众为经济增长“保二”而苦苦挣扎之际,蔡当局接二连三地对美巨额军购,大幅增加军费,有如拿着民众的救命钱给“主子”,势将损害经济,伤民福祉。蔡当局为争取连任,穷兵黩武,将台湾民众的安全作为其政治赌注的陪葬品。

  另据台湾《旺报》8月19日报道,美国学者戈迪温提醒:“台湾应该尽最大可能远离中美争端的漩涡,但从某些方面来看,台湾恰恰做着相反的事情,这一点是错误的。”

  蔡英文选择增加美国角色在选举中的分量,这也是民进党的基本政治操作,因为在他们看来,搞好与美国的关系,可在政治上加分。蔡英文希望借由与美国的关系赢得选举。

  戈迪温表示,支持台湾是美国国会表达对华态度的一种方式,国会中有人支持提升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也是这同一批人,想利用台湾来对抗中国大陆。然而,台湾本身并不会从中美冲突中获益。

  “在台湾,有人认为中美关系越差,对台湾则越好。”但戈迪温提醒,“这个观点错了,因为历史证明,中美关系越差,只会使得局势更加复杂,更遑论台湾能从中获益”。

  

百盈pk10返点原标题:香港警察:“为了维护法纪,受伤也值得!”

  新华社香港8月19日电(记者张雅诗 方栋)“虽然是受了一点伤,但是值得的。”香港警务处东九龙总区冲锋队高级督察黄家伦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过去两个多月,香港连续发生暴力事件,部分激进示威者以打游击的方式在全港捣乱,堵塞主要道路,甚至针对警方作出攻击及侮辱行为。从6月初至今,已有约180名警员被暴力示威者袭击而受伤,黄家伦是其中一员。

  8月5日,黄家伦和20多名冲锋队同事被派到黄大仙龙翔道驱散堵路的示威者,期间遭到示威者袭击。警方在处置过程中成功制服并拘捕一名示威者,正要撤退之际,黄家伦被示威者以弹弓发射的钢珠击伤口部。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非常痛,但为了带领同事和被捕者安全地离开现场,我坚持住,继续工作。”黄家伦表示,后来医生诊断他嘴唇内外均有红肿、裂伤,其中下颚一颗牙齿碎裂,需要拔除。这是他加入警队十多年来,在执勤期间受过最大的身体伤害。

  虽然黄家伦强调他的伤势并不严重,但无可否认,示威者的暴力程度正不断提升,由最初扔砖头到后来扔燃烧弹、发射钢珠等,警员执勤时面对的危险也相对增加。

  “示威者使用越来越暴力和破坏性的手段来制造混乱,他们似乎是有组织的。”英籍警察机动部队校长、总警司庄定贤说,警察在部署之前,允许游行中有一些混乱发生。然而,一旦底线被触碰,警察就不得不进入现场,维护公共秩序,包括使用一定程度的武力驱散示威者,或开始逮捕违法的人。

  他表示,在某些危险的局势下,有时可能有100名示威者包围着一名警察的情况,“因此我认为警察迄今为止使用的武力程度,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与暴力程度相称。”

  事实上,警员被群殴的场面上周在香港国际机场出现了。8月13日晚,一名警员在机场内被一群极端暴力示威者挤到一个角落疯狂殴打,警员生命受到威胁,无奈下拔枪指向示威者,才能脱险。

  8月13日在香港国际机场,还有两名内地居民也遭到示威者暴力对待,他们被激进示威者非法禁锢、搜身、围殴。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事件在晚上7时许发生,警方在接近晚10时收到机场管理局求助。他解释,一般来说,当机场方面遇到处理不了的情况,才会要求警方到场。

  “将来我们会跟机管局和保安公司有更紧密联系。在有需要时,警方会以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处理事件,保障所有香港市民及来港旅客的人身安全。”谢振中强调,阻碍别人离开,哪怕是举起双手阻挡别人去路,都有可能触犯普通袭击罪和非法禁锢罪,最高刑罚分别是监禁一年和七年。如果机场运作受到严重影响,违法者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香港警方工作日每天下午都在警察总部举行记者会,介绍警方面对暴力示威处置的最新情况。谢振中是记者会上主要的发言者之一。虽然是后方人员,谢振中的工作一点不轻松。“每天睡大约三、四小时,每星期有三、四天回家,其余时间都在这里。”他苦笑说,过去两个月只休息了三天。

  面对严峻的工作环境,警方加强了前线人员的装备和培训,并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等支援。此外,家人和市民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让警队士气有增无减。

  “作为警队一分子是一种光荣,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加入警队。内地同胞和香港市民对我们的支持是很大的推动力,我们会更努力工作,保护市民,维护法纪。”黄家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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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香港最新失业率升至2.9% 餐饮业升幅较明显

  中新社香港8月19日电(记者 梁今)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9日公布,5月至7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升至2.9%,打破此前连续15期维持的2.8%;就业不足率则维持1%。

  最新的数字显示,与4月至6月比较,总就业人数减少约3300人至3867400人;总劳动人口则大致相若,为3985900人。失业人数(不经季节性调整)由114300人上升至118500人,增加约4200人。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期内,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上升。

  香港饮食业职工总会郭宏兴对中新社记者表示,由于近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示威活动,对餐饮业产生很大冲击,“这两个月来,已收到最少十多间酒楼结业,情况比‘金融海啸’还要严重。”

  据郭宏兴了解,餐饮业已出现“裁员潮”,不少餐厅开始放无薪假或削减员工,以降低成本,其中散工的影响更为严重,很多已经“无工开”。

  面对经营困境,餐饮业界对未来几月经营前景较为悲观。香港食品及饮品行业总会主席黄家和指出,再过几月就到年底,圣诞及元旦等假期接踵而至,若现时情况无法扭转,对餐饮业打击将会更大。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表示,在维持不变一年多后,香港失业率微升0.1个百分点至2.9%,仍属于低水平;大部分行业的人力供求情况保持大致稳定。

  但他指出,由于消费市道持续偏软,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较上一个期间为高。此外,在贸易往来减少下,进出口贸易业面对的压力增加,其失业率自年初起大致上升。

  罗致光预料,由于经济在未来数月料会继续疲弱,本地劳工市场将无可避免面对更大压力。(完)

  

百盈pk10返点原标题:拿香港和经贸谈判挂钩?美方别自作多情

  美国的政治和舆论精英们都必须明白,他们有能力煽动香港的激进示威者,增加香港恢复秩序的难度,但他们完全做不到对北京就香港局势决定采取什么重大决定时产生影响。

  在媒体的追问下,美国高级官员近来做了关于将贸易谈判与香港局势挂钩的模糊表态。但这种试图干预北京该怎么做的表态并没有美国的实力基础和政治决心做依托,我们看到那些言论更多是作秀,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

  华盛顿可舍不得将中美贸易谈判与别的棘手事情真正挂钩。中美贸易谈判对双方来说都已经很艰难了,对华盛顿来说,它已经押上了全部杠杆,拿其他方向的事情做筹码来加强自己的谈判地位,是非常可能的。把贸易谈判当筹码,推动美方在其他方向的要求,它不会那样干的。贸易谈判这部车,华盛顿拉得已经非常吃力了,它根本挂不上其它的负重。

  只能说,美国一些人对自己的国家缺少战略上的自知之明,他们仍然相信美国无所不能,甚至可以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号施令。而实际上美国这些年在被迫战略收缩,它继续保持着舆论和价值渗透的攻击性,但它的财力已经支撑不起这个超级大国在政治上四处挥霍。

  美国过去就没能在重要节点上成功主导过中国的选择,今天就更不可能了。中美经贸战打到今天,中国为拒绝不公平协议承受了美方迄今所使用过的最为庞大的关税赌注,以及它对华为等公司的釜底抽薪式打压。可以说,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美国威胁对中国搞任何制裁都不再会有威慑力。

  因为全面贸易战,美国已经失去了对华施加新压力的能力,今天中国做决定更无需考虑美方的态度。事实是,即使华盛顿在哪个问题上不高兴,它又能怎么样?

  北京当然希望香港的事情能够软着陆,香港内部的力量能够在中央的支持下实现对秩序的重建。但是如果香港局势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北京强力介入就将成为唯一选择。北京的这一选项是基本法规定的,它不会轻易使用,但必须使用它时不逃避,是国家对香港广大民众负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

  打交道多了,中国人发现,美国政治上是很不实事求是的。美国的选举中需要“骗术”,它绝对不是候选人与民众真诚交流的过程。美国的股市也处在各种夸张的信息中间,政府提供明显有悖常识的吹嘘,反对力量则一切朝相反的方向说,投资者们不得不始终高度警惕,防止中招。

  双重标准是政治虚伪的强词夺理表现,美方把这种强词夺理玩得游刃有余,搞糊涂了很多中小国家和中小社会。幸亏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伴随了政治定力的不断加强,我们识别美方不怀好意的能力愈发成长,华盛顿忽悠不了中国人,这成了国际政治中的一道特殊风景线。

  收起将中美贸易协议与香港问题挂钩的无聊威胁吧。北京本来就没指望很快与华盛顿签协议,更多中国人对中美可能很长时间达不成协议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时候华盛顿谈上述“挂钩”,他们太自作多情了吧。

  

原标题:若中国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新中国,70年。70年里,沧海巨变,波澜一搅,尽显壮阔;70年里,风波激荡,掀开一角,也尽是坎坷。

  巨变与激荡,壮阔和坎坷,是70年大幕上的光影。光影所及之处,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新轨迹,清晰可见。

  国运更新,渐臻富强,要总结经验,题眼或许就在于:顺势、知势、谋势。70年前,新中国成立,就是顺时代之势。晦暝之夜,渐启黎明;积贫之相,由此刷新。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从市场经济孕育到体制机制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企改革……蹊径竞启,春笋拔地,画卷铺开,印着“中国经济奇迹”。奇迹谱就,也因“知势”。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到了转型节点,“舟至中流唯击楫”,击楫之下,才不畏深水,才有了今日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奋斗出来的,也离不开谋势。以奋进姿态,继续向改革要除弊力度,向开放要发展空间,舔舐制度痉挛,破除条框束缚,正是谋势之果。

  顺势、知势、谋势,对应着行与思。慎思而后笃行,行自至远;笃行后又慎思,思即明鉴。录其行思,知往鉴今,以更好地观进路、谋未来,这便是我们推出“70年中国经济行·思·录”的意义所指。

  1949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70年,媒体习惯用“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描述这段过往的巨变。对70年中国经济的回顾和总结,以及对当下经济问题的思考,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如何看待70年中国经济,哪些地方值得反思?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为何中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如何看待货币超发这一争议?

  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余永定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在中国国际收支、汇率、外汇储备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话题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

  在余永定看来,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还提醒,一些使得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央行货币“超发”这一争议,余永定认为,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不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解决资产泡沫问题。

  而当下来看,中国经济处在“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同时并存)阶段,同时外部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难度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破局,稳增长和调结构哪个更重要?

  在余永定看来,经济增长是纲,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近期提出财政赤字率突破2.8%的观点引发热议。“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余永定直言。

  不过,余永定同时强调,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同时不应导致结构的恶化。

    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

  新京报:回顾70年的中国经济,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同时有哪些地方需要反思?

  余永定:70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无疑是重要的节点。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这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不长,市场化改革容易推进。这些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和平、稳定、改革、开放四方面的合力:首先,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来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第二,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四,对外开放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负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此外,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尽管许多一次性因素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发挥作用,但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有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挑战。

    新京报:从改革开放后40余年来看,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可能是什么?

  余永定:我觉得最关键有几点:第一,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中国有充分的可借贷资金。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外债对GDP之比保持在安全水平之内。第二,由于中国的制度安排,很难想象会出现银行挤兑的现象。任何金融危机最后的表现都是银行挤兑。在国外出现了严重的负债问题,可能会出现这一现象,但中国的金融机构、银行体系中,国有占主导地位,即有国家信用做(隐形)担保,不会出现挤兑现象。第三,资本外逃也会导致金融危机。但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自2016年以来我们还加强了资本管制,从而遏制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第四,由于对金融机构监管较严格,类似MBS、CDO、CDS之类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作用有限。第五,中国经济的杠杆率,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处于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水平上。第六,银行不良债权率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较低。第七,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下降压力,但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

  需要强调的是,过去没有发生危机,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发生危机。在上述使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中,一些已经出现明显恶化。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当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一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而资本外逃则是压倒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时,资本外逃会使当事国政府丧失处理潜在危机的能力。即使一国基本面不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传染效应,资本外逃同样会发生。而资本外逃本身就足以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无异于自毁长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一直坚持认为,要尽可能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同时不能轻易放弃资本管制。

  中国目前确实面临很多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十分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防止资本外逃,一般而言,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中国就可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

  新京报:回顾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公众对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争议来自货币“超发”,如何看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般情况下,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应该等于名义GDP增速,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央行在个别年份,M2的增速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速,但并不是所有年份都这样。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公式判断央行的货币是否超发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更要思考的是,央行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某些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过热。比如在发生房地产热和影子银行热的时候,大量的流动性进入资产市场,追逐现有的资产,这就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也“吸走”了大量本应进入实体经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这些货币在资本市场中流动、循环往复,拉高已有资产的价格,却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

  实体经济要发展但得不到贷款,怎么办?这时有两个办法:第一,想办法使得追逐资产价格的这些货币退出资产市场进入实体经济。第二,如果第一个办法做不到的话,央行就只能增发货币,否则实体经济得不到贷款。因此,所谓的央行货币“超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产泡沫或者房地产热“吸走”了大量的流动性,而为了使实体经济能得到足够的流动性,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并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导致了资产泡沫,而是资产泡沫的存在迫使央行不得不增发货币,导致了M2的增速大于名义GDP的增速。

  新京报:资产热是怎么形成的,如何解决?

  余永定:资产热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比如荷兰的郁金香热、南海泡沫、中国80年代疯狂的君子兰事件,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巨震之前的股市热,并不是货币超发造成的。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投资者有了心理预期,然后便开始投机,再通过羊群效应放大,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飙升。

  还是要强调一点,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解决实体经济流动性问题,货币“超发”不是最好的办法,是央行不得已的办法。

  资产泡沫得到抑制,货币增速就会降下来。而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解决资产泡沫问题不能靠或者不能主要靠货币政策来解决。这是因为控制资产泡沫的目标和其他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不是经常一致的。比如从房地产周期和货币政策走向看,中国的房地产在近十年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升降周期,而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且核心通胀率很低,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取向宽松,但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调来调去,为什么?因为央行也把调整资产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央行的调控目标太多,没有那么多政策工具,不能顾及到所有的政策目标。

  因此,面对房价不断攀升,紧缩货币就行了吗?我看未必可行。解决资产泡沫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可以考虑征收房地产税、加大公租房建设、实行房地产所有者实名制等手段抑制房价的上升。

  解决脱实向虚,首先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速

    新京报:近年脱实向虚问题突出,目前看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余永定: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实体经济没有盈利空间,钱自然流向了“虚”的地方。如果实体经济挣钱,钱自然流向了实体。那么,如何让实体经济挣钱?必须要有一个不怕赔本的实体买卖去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个实体就是国家。比如,国家启动基础设施投资,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其他行业自然也能挣钱了。

  总之,如果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要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投资非常悲观,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业务等投机行为,但缺少实体经济盈利支撑的资产价格泡沫迟早要崩溃。反之,实体经济有了推动力,脱实向虚的问题自然解决了。

  新京报:但目前对脱实向虚、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大家更多从金融改革角度来讨论解决办法。

  余永定:金融改革也是重要的方向,不能排斥,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宏观调控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问题得以解决。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增长是硬道理;增长是纲,纲举目张。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

    扩大赤字,中国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增长是硬道理。和稳增长一样,调结构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同样重要。两者在经济运行中会不会有掣肘,如何平衡?

  余永定: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相辅相成。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确实会发生冲突。比如,中国可以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样做会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降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比如,实施廉政建设、市场化改革,不会使得经济增速下降(除非有官员有意怠工)。还比如,很多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调结构也相应变得更容易。实际上,经济增速好的时候,结构改革会相对容易。同样,经济增速下降时,结构改革难度也相应增加。

  如何平衡好两者?一方面是对过剩产业的企业实行兼并重组、关停并转,去掉过剩产能,减少供给才会使得价格回升,好企业的利润才能回升。如果不淘汰坏企业,好企业也会破产。但需要强调,消灭产销不对路、没有需求或对环境有害的产能是微观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要通过市场调节(国家也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宏观调控来解决。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的产能过剩(不是某种特定产品和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刺激有效需求。刺激有效需求应该也可以避免结构的恶化。目前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还很巨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当然,懒政、怠政或盲目追求政绩、蛮干、瞎干的现象必须杜绝,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也会在实践中变味,但这些问题已经超越经济问题的范畴。

    新京报:近期你提到,2.8%的财政赤字界限是可以突破的,这个突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此外,赤字的扩张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何防患?

  余永定: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增速下行趋势没有稳定下来。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赤字不是好事情。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马斯特里赫条约中规定的3%并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并不是金科玉律。

  赤字的扩张导致国债上升,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过去经济学家经常谈论国债对GDP比的上限。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国债扩张到什么时候会出现风险,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以日本为例,1996年时,日本认为国债在GDP中92%的占比风险很高,于是收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但这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于是日本转而继续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现在占比扩张至250%,但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所以,我们不知道赤字率应该限制在多高、国债到底扩张到何种程度会出事儿——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发生危机,同样如果过于谨慎,也可能导致危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国债有发行空间,为什么不敢发?从公共债务存量看,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低的,这种情况下扩大赤字,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如果认为经济增速下跌是目前最大的风险,政策目标就要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速上,其他问题就要退而求其次,不能凡事求得万全。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徐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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